做个有用的罪人

Posted: September 7, 2010 in Arti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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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 Merdeka Review

作者/黄进发专栏 Sep 01, 2010 12:01:44 pm

【匈奴未灭/黄进发专栏】我不是基督徒,但是,我很喜欢基督教对人性的看法。我不能接受人的原罪源于亚当和夏娃偷吃禁果的神学基础,但是我的确觉得人人都是罪人,至少我自己是。我们可能做了很多好事,但是,之前我们没有做过坏事吗?之后,我们就不会再做坏事吗?我们谁可以为自己未来的行为担保?

这种对人性幽暗面的体认,在我看来,有两个重要的意义。

第一,它可以让我们接受现实,不奢望人可以“灭人欲”来“存天理”。因为好人也可能犯罪,也未必能够通过考验和试探,西方文明的政治体系发展出了监督与制衡的机制,不期望人不会犯错,而期望体制能够竭制人犯错的机会和减低所犯错误的影响。

美 国新教神学家尼布尔(Karl Paul Reinhold Niebuhr,左图)有一句很深刻的话:“人追求正义的能力使民主成为可能,而依从不义的趋向使民主成为必须。”(Man’s capacity for justice makes democracy possible, but man’s inclination to injustice makes democracy necessary)。看不到人性阴暗的一面,以为民主是桃花源,我们就不可能真正体认民主的价值,也很容易在政治危机时对民主产生幻灭的感觉。

第二,它让我们失去自以为义(self-righteousness)的依据。西谚云:“通往地狱的道路是由好意铺成的”。为什么“好心可以做坏事”呢?

我以为,一个原因是我们的知识有限,因此行为的结果可能反而违反了原意。第二个原因,就是好心让我们自以为义,让我们看到罪人身上的罪,而没有看到自己也是或可能是罪人的事实。自以为义让我们深入检验在我们对面的一部分问题,却忽视了在我们这一边的另一部分问题。

不重视人权的共业

赵明福命案发生后,很多人都只是把矛头指向反贪污委员会和巫统。如果他们是主凶,难道就没有自觉或不自觉的共犯来配合他们吗?

我 觉得有,我就是其中一个。明福于七月在反贪污委员会的雪州总部坠楼。不到六个月前,一个叫哈里米(Halimi Kamaruzzaman)的人宣称在反贪污委员会的彭亨州总部被刑求,包括被剥光衣服和被逼在地上滚动,甚至被威胁其妻也会被捕和被逼裸露。我们有追问 究竟吗?我没有。如果换着是赵明福,他活着出来但是宣称被刑求,我会沉默吗?

我没有办法回避或否认自己的双重标准。是华人关心华人的种族主 义吗?我相信不是,虽然我不敢完全排除。我知道其中最明显的理由。哈里米是巫统马兰区会执委,是现任巫青团长凯里亲信诺查(Norza Zakaria)的人马,哈里米被反贪污委员会对付的原因是因为后者要查诺查涉及巫统金钱政治的事。我当时不管哈里米的事情,因为我觉得有比为巫统党要出 头更重要的事。

可是,如果哈里米在彭州被刑求的事件受到公众、朝野政党的全力关注,反贪污委员会敢在雪州刑求明福吗?我不敢高估自己的能力,但是,我对哈里米事件不发一言,难道对明福遇难没有责任?

再退一步说,就算明福活着出来,就算诺查或者哈里米涉及贪污,哈里米被刑求难道就不是问题?犯错的人是不是就应该被刑求或虐待?这不正是为什么我们曾经有每四天有三个人死在扣留机关里的记录的部分原因吗?

抛 开政治因素不谈,明福的死、古甘(A. Kugan) 的死、阿密努拉希(Aminulrasyid Amzah)的死,难道不是这个社会不重视人权的共业?我们难道可以推卸责任,等他们的家属亲友出头?就像凯里不为自己人马出头,我们其他人就难道也不用 为哈里米争取公道?

只求自己做个有用的罪人

我想起德国纳粹幸存者马丁尼莫勒牧师 (Martin Niemoller)被人转载到泛滥的名言:“他们最初冲着共产党而来,我没有开口,因为我不是共产党人;然后,他们冲着犹太人而来,我没有开口,因为我 不是犹太人;然后,他们冲着工会分子而来,我没有开口,因为我不是工会分子;然后,他们冲着天主教徒而来,我没有开口,因为我是新教徒;最后,他们冲着我 而来,那时,已经没有人留下来为我开口了。”

我 们谁不是马丁尼莫勒(左图)?我们虽不曾在“事不关己”时,“己不劳心”?明福命案中,我完全知道自己作为消极共犯的责任,因而从来不敢摆出只有反贪污委 员会或者巫统或者纳吉要负起全部责任的姿态。但是,我也从来未曾因为自己是共犯而内疚得失眠。我只知道,从今而后,我不能对酷刑不闻不问,就算受害者是我 讨厌的人。

在杨伟光事件之前,我基本上不关心死刑存废的课题。当朋友一开始问我对杨伟光事件的看法时,我给了她很冷血的答案:“没有希望。我们可以尽人事,希望未来终有一天可以帮助到其他死囚,那就很好了。”

杨伟光后援会让我认识到死刑、尤其是强制性死刑、毒品案中“有罪推定”的问题;让我觉得必须认真思考这些问题、体认到自己过去对一些死囚的不公平论断。我知道我不能够只关心杨伟光一个人,而不理未来的毒贩和死囚。

就像赵明福,杨伟光(右图右)成为我关怀特定课题的起点。我知道他们不能是我的终点。我知道如果我应该早点关怀这些课题,但是,我不曾因此而内疚失眠。

我清楚知道自己是情感和能力都很有限的凡人,所以会找各种自觉或不自觉的理由不去关心很多课题,连最基本的网上签名都不去做。

我知道自己是罪人。像我这样的罪人,要是没有做一件事就要自责的话,我早就要自寻短见了。我对自己很宽容——我只求自己做个有用的罪人:今天比昨天有用,明天比今天有用。

我知道很多今天我不关心的课题,明天我可能会因为其他理由去关心。另一些人会牵动我的心,他们会是新的赵明福和杨伟光。他们会改变我之后,我就不能假装不知道。那就够了。

对迦玛的要求很简单

988电台噤声公案后,很多朋友担心过去党派色彩强烈的迦玛会接着言论自由的大旗被捧上神台。在我眼中,迦玛当然不可能是神。他很像马丁尼莫勒,在其他媒体同行被逼害的时候都没有发言,其前同事许国伟的离职甚至还有马华公会党争和办公室政治的影子。

迦玛(左图)是罪人,和我一样。要追求他过去作为犯下的罪(sin of commission) 和不作为犯下的罪(sin of omission),完全是合理的要求。就像安华需要对他过去在体制里的一些作为有所交待一样,迦玛也迟早必须对他过去的作为有一些交代。

身为罪人的我,对他此刻的要求很简单,和我对自己一样宽容:做一个有用的罪人吧。

谨此与迦玛和所有还没有关心所有你应该关心的课题的朋友共勉之。

黄进发是英国艾塞克斯大学比较民主化博士候选人,现任私立大学讲师、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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